清代武夷山的仿冒岩茶有多猖獗？一段官方出面立碑禁止的歷史

真品難得，仿冒自古有之。武夷岩茶在清代聲名大噪，價格水漲船高，市場供不應求，這三個條件加在一起，幾乎是仿冒問題出現的必然前提。然而武夷茶的仿冒問題，規模之大、手法之多樣、牽涉層面之廣，遠超過一般人對「山寨商品」的想像。它不只是民間商人的逐利行為，甚至驚動了省級官府，最終以一塊立於山中的石碑，留下了這段歷史的有形見證。

供不應求，造假有利可圖

武夷岩茶的真正產地，在岩峰所在之處，地形特殊，產量天然受限。清乾隆年間，永安知縣彭光斗在《閩瑣記》中一語道破問題根源：「武夷山遍地產茶，近因採賣過度，所產不足供天下之需；於是富商黠賈，運他郡茗芽，赴武夷製造，以假混真，而武夷遂有名無實。」

產量不足，需求旺盛，外地茶葉混入武夷製造，冠上武夷之名出售，這套操作在清代已是公開的秘密。1706年，崇安縣令王梓在《茶說》中記錄得更為具體：「武夷山周圍百二十里，皆可種茶。其品有二：在山者為岩茶，上品；在地者為洲茶次之。嶺邑近多栽植，運至星村墟市賣售，皆冒充武夷茶。」連周邊地區種出來的洲茶，都被拿來冒充岩茶，在星村的市集上公開販售。

仿冒的地理範圍

仿冒武夷茶的來源，不只是武夷山周邊的洲茶。1753年，崇安縣令劉靖在《片刻餘閒集》中描述星村鎮的情況：「外有本省邵武、江西廣信等處所產之茶，黑色紅湯，土名江西烏，皆售於星村各行。」來自邵武與江西廣信的茶葉，以「江西烏」之名在星村集散，再冒充武夷岩茶發售，儼然形成了一套有組織的假貨供應鏈。

《安化縣志》也留下了類似記錄：安化所產之茶，「客有冒武夷茶以求售者」。武夷茶的名聲已大到讓遠在湖南安化的茶葉，也要借用它的名字才好賣。阮旻錫《安溪茶歌》更描述了安溪茶仿製岩茶的情形：「溪茶遂仿岩茶樣，先炒後焙不爭差，真偽混雜人瞶瞶，世道如此良可嗟。」連製作工序都刻意模仿，先炒後焙，外觀與岩茶幾乎無從分辨，消費者根本無力辨識真偽。

官府介入：立碑禁示

仿冒問題已到了必須動用公權力才能遏止的程度。然而令武夷茶蒙受損失的，不只是外來的假貨，連官吏本身也是問題的一部分。清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，武夷山僧道與三十六岩茶主聯名上告，狀告縣令及場官短發茶價、壓價買茶，不堪官吏索取山租之苦。

案件經省布政司審理，建寧知府奉令勒石，立碑保護僧道與岩主的茶葉利益，嚴禁官吏勒派。這塊石碑高1.85米，厚0.1米，至今仍立於武夷山雲窩石沼青蓮亭下，是崇安縣1959年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保護文物。

碑文明確規定：「承辦貢茶務須遵照久定章程，星村茶行辦理，其松製、小種二項，毋許丁序、差役人勒買，致滋擾累。」官吏不得強行壓價收購松製茶與小種茶，這兩個品項在碑文中被特別點名保護，說明當時問題最為嚴重的，正是這兩類武夷茶。

一塊碑的歷史意義

這塊禁示碑的存在，至少說明了兩件事。其一，清代武夷茶的仿冒與剝削問題，已嚴重到需要省級官府出面、以勒石立碑的方式永久留存禁令，才能形成足夠的威懾。其二，武夷山中的僧道與岩茶主，面對官吏的壓迫並非默默忍受，而是選擇聯名上告，透過司法途徑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。

三十六岩茶主聯名狀告官吏，這個行動本身，正是武夷茶在清代已形成相當規模的產業利益的最好佐證。有足夠的利益，才值得去爭；有足夠的組織，才能夠聯名。那塊立於山中的石碑，既是對仿冒問題的官方回應，也是武夷茶作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產業，第一次在歷史上留下集體維權的印記。

仿冒問題從未真正消失。2002年，中國國家品質檢驗總局正式批准對「武夷岩茶」實施原產地域產品保護，保護範圍界定為武夷山市行政區2798平方公里內，行政區域外的任何生產者不得使用該專用標誌。從清代的禁示碑到現代的原產地保護制度，武夷茶對抗仿冒的歷史，走了將近三百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