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天皇金牌到 7 萬元拍賣槌:鐵觀音獎牌裡的百年台灣史

1916 年,王溪茶庄的王木瓜收到一面金牌,金牌上刻著日本天皇的肖像和國旗,重一兩二分,還附了一張獎狀。這是台灣總督府茶葉評獎給他的榮譽,表彰他配製的「萬壽桃牌」鐵觀音品質優良。

八十三年後的 1999 年 6 月,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,西坪溪源茶廠的王文禮看著拍賣師舉起他的南岩鐵觀音,最後以 7 萬元的價格落槌。100 克茶葉,每克 700 元,比黃金還貴。

同樣是鐵觀音得獎,同樣姓王,但兩個時代給的獎勵完全不同。一個是殖民政府頒發的金牌,象徵的是帝國的認可;一個是市場競價的現金,代表的是商業價值。從天皇金牌到拍賣槌,這不只是獎勵方式的改變,更是一部濃縮的百年台灣史。

日治時期:殖民者定義什麼是好茶

1916 年的那面金牌,不只是一個獎項,更是一個時代的符號。

日本統治台灣後,積極推動茶業,但推動的方式很特別:由官方舉辦評獎,設定標準,讓台灣茶農按照日本市場的需求來製茶。得獎的茶,不只是技術好,更重要的是「符合日本人的口味」。

金牌上刻著天皇像,這是刻意的設計。它在告訴茶農:你得的不只是獎,更是天皇的恩賜,是帝國對你的認可。這種獎勵方式,帶有強烈的殖民色彩。

但對茶農來說,這面金牌確實有實質價值。「萬壽桃牌」因為得獎,品牌價值大增,茶葉售價提高,銷路擴大。王木瓜的成功,讓其他茶農看到:要在日治時期成功,就要學會按照殖民者的標準製茶。

這是一種微妙的關係:茶農需要日本市場,日本統治者需要台灣茶。雙方在這種需求中,建立了一套評獎機制,而這套機制的主導權,牢牢掌握在殖民者手中。

戰後初期:在南洋市場找尋出路

1945 年日本戰敗,台灣回歸中國。茶業失去了日本市場,必須尋找新出路。

王聯丹茶庄的「泰山峰牌」選擇了南洋。1945 年,這個品牌在新加坡獲得一等獎金牌。另有一說是在泰國茶葉評獎中獲特等獎,得金牌一面、金筆一對。不管是新加坡還是泰國,重點是:台灣茶把目標轉向了東南亞。

1950 年,王登記茶行的「碧天峰牌」在泰國獲特等獎,獎金是港幣一千元。注意這個細節:獎金是港幣。這說明當時的茶葉貿易已經是區域性的,貨幣也跟著國際化。

這個時期的得獎,跟日治時期很不一樣。沒有天皇像,沒有殖民符號,評審標準也不再由單一政權決定,而是由市場決定。能在新加坡、泰國得獎,代表你的茶符合南洋消費者的口味,能在那個市場站穩腳跟。

從日本市場到南洋市場,茶農學會了一件事:市場在哪裡,標準就在哪裡。

改革開放後:國家體制下的茶王賽

1982 年,安溪縣人民政府正式舉辦茶王賽,這是官方第一次主辦。

得獎名單很有意思:

• 鐵觀音第一名:西坪鄉堯陽村王木瓜
• 鐵觀音第二名:長坑鄉田中村茶葉隊
• 黃金桂第一名:虎邱鄉美庄村五組

注意「茶葉隊」「五組」這些稱呼,這是集體化時代的產物。個人與集體同場競技,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。

1982 年的茶王賽,獎品是獎狀、獎牌,還有官方認證。這種認證在當時很有價值,因為國營體制下,有了「茶王」的頭銜,就意味著能獲得更多資源、更好的價格、更廣的銷路。

這個時期的評獎,標準回到了「官方」手中。但跟日治時期不同,這次的官方是自己的政府,評的是自己的標準。某種程度上,這是一種主體性的回歸。

市場化時代:錢說了算

真正的轉折,發生在 1995 年。

那一年,堯陽村開始年年舉辦茶王賽,而且加入了關鍵元素:現場拍賣。500 克茶王拍出 5.8 萬元,震驚全國。

1998 年,茶王賽走出安溪,到上海舉辦。王文禮的南岩鐵觀音奪得茶王。

1999 年 6 月,茶王賽搬到北京釣魚台國賓館。王文禮再次奪冠,100 克茶王拍出 7 萬元。

從獎狀到現金,從官方認證到市場定價,這是一場徹底的轉變。1916 年的王木瓜得到金牌,那面金牌可能值幾十塊銀元;1999 年的王文禮得到 7 萬元現金,立即可以兌現。

更重要的是評判標準的改變。1916 年,誰是茶王?日本殖民政府說了算。1982 年,誰是茶王?安溪縣政府說了算。1999 年,誰是茶王?出價最高的買家說了算。

這不是說市場化就一定比官方認證好,而是說:評判權力從政治手中,轉移到了經濟手中。

三個時代,三種榮譽

仔細對比這三個時代的得獎,會發現一些有趣的變化:

殖民時期(1916):榮譽來自帝國,金牌上有天皇像,得獎是為了證明你符合殖民者的標準。這是一種被動的榮譽,帶著屈辱,但也帶著實際的經濟利益。

國家體制時期(1982):榮譽來自政府,獎狀上有官印,得獎是為了證明你符合國家的標準。這是一種主動的榮譽,有尊嚴,也有實際的資源分配意義。

市場化時期(1999):榮譽來自市場,拍賣槌落下的是現金,得獎是為了證明你的茶有商業價值。這是一種純粹的榮譽,沒有政治意涵,只有經濟邏輯。

三種榮譽,沒有絕對的好壞,只有時代的不同。

獎牌背後,是誰在定義「好茶」?

從 1916 到 1999,八十三年間,鐵觀音得獎的故事,其實是一部關於「誰有權定義好茶」的歷史。

日治時期,定義權在殖民者手中。他們用金牌、天皇像來建立一套標準,茶農必須服從。

戰後初期,定義權在區域市場手中。新加坡、泰國的消費者喜歡什麼,茶商就做什麼。

國家體制時期,定義權在政府手中。官方設定標準,茶農跟著標準走。

市場化時期,定義權在買家手中。誰願意出高價,誰就能定義什麼是好茶。

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「好茶」標準,每個標準背後都有權力關係。茶農要生存,就要學會適應不同時代的標準。這是一種生存智慧,也是一種無奈。

從金牌到拍賣槌,我們看到了什麼?

這段從天皇金牌到 7 萬元拍賣槌的歷史,濃縮了台灣百年來的幾個關鍵轉變:

從殖民到主權回歸,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,從政治主導到商業主導,從單一標準到多元標準。

王木瓜的金牌,記錄的是殖民時代茶農的生存策略。王文禮的 7 萬元,代表的是市場時代的商業邏輯。兩者之間,是整整一個世紀的變遷。

今天,當我們看到茶王拍賣的新聞,不要只驚嘆於價格的高昂。想想看:一百年前,得獎的方式是什麼?獎勵是什麼?背後的權力結構是什麼?

鐵觀音的獎牌,不只是一個產業的榮譽史,更是一部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縮影。從金牌到拍賣槌,我們看到的是台灣如何從殖民地走向市場化,如何從被動接受標準到主動參與競爭。

這才是這些獎牌真正的價值所在。